中国文化有何独特精神特质与内生发展动力？面对全球治理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贡献智慧方案？
本报记者日前对话德国著名汉学家、资深思想史研究者，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施寒微，解读中国文化的独特底蕴与时代价值。
施寒微深耕中国学研究数十年，治学脉络贯通先秦思想至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著有《古代中国》《近现代中国》《中国简史》等。他牵头创办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中心，长期投身于中德、中欧学术交流与文明互鉴。他积极推动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
对话人：
刘仲华 本报欧洲中心分社社长
施寒微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统一性与多样性相辅相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基因，也是当今中国的一大优势”
问：您曾表示，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就无法读懂当代中国。可否进一步解释？
答：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多样性中的统一”。唯有读懂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底蕴，看透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的内在逻辑，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
中国幅员辽阔，自古便呈现鲜明的地域文化差异，北方与南方、东部与西部各具特色。这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区的方言与习俗中，更深刻嵌入地方社会的自我认知。自古以来，中国一方面需要增强作为统一国家的整合力与向心力，另一方面也必须保护并激发地方的多元文化与发展活力。
统一性与多样性相辅相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基因，也是当今中国的一大优势。它使中国在面对差异时更容易理解，并展开交流。正因如此，当代中国的发展不仅展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也体现出中国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中持续寻求平衡的“和而不同”智慧。
问：您对中国文化“多样性中的统一”的概括，是否源于您研究中的某个具体发现？
答：上世纪90年代，曾有出版社邀请我撰写《中国史》，但我很快意识到，单凭一本书难以完整呈现中国历史的复杂内核与深层逻辑。中国既不能被简单视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也不能被拆解为多个彼此割裂的部分。中国始终倡导和而不同，并非通过消除差异实现统一，而是在多样性中维护统一。
京杭大运河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这一宏大的基建工程对中国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大运河南端的杭州人与北端的北京人存在巨大文化差异，但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同样体现在语言与文字中。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就形成了语言和文字规范化的传统。即便如此，语言的多样性在中国仍然存在，不同地区的方言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发展。
问：您曾指出，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制度对立”思维。您认为该如何修正这种认知偏差？
移动股票配资答：当前，全球性挑战日益上升，需要各国共同应对。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化进程，能够为世界的未来提供重要启示。
过去二三十年，部分西方政治学研究以西方民主模式为唯一标准，将复杂的治理模式简化为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标签。修正认知偏差，核心在于将政治分析植根于历史维度。各国政治文化都在自身历史演进中形成，讨论政治问题必须将历史纳入分析框架，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以意识形态将世界划分为对立阵营，无法为国家间开展互利合作提供有利条件。只有通过跨文化沟通与合作，才能在多极世界中实现共同繁荣。
“中国并不认为已掌握‘终极答案’，而是秉持务实开放思维，注重在实践中调整路径”
问：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文化如何促进中国的发展？
答：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与中国文化坚守根本、开放包容、持续创新的特质高度契合，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体现。
中国文化自古高度包容，崇尚多元交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互鉴，推动文化体系在多元碰撞中发展。后世不同地域文化持续融合，进一步夯实多元并蓄的文明根基，推动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理念至今仍具现实意义。我早年研究《墨子》，其中的“兼爱”“非攻”思想就是典型代表。中国典籍很多时候并不直接给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却沉淀为持久深厚的思想资源，既凝聚社会共识、维系文明赓续，也为国家的发展与对外友好交往提供思想支撑。
问：您曾提到中国文化是“层累式”的积淀，这种“层累”如何让中国文化既守根本又能不断革新？
答：我的研究表明，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开放性。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思想发生深刻互动。人口迁徙也持续重塑着文化结构，例如历史上的北方人口南迁，让源自北方的客家人等群体定居福建等地。正是在这些不断的流动与互动中，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不断累积与沉淀。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开放性依然清晰可见。中国并不认为已掌握“终极答案”，而是秉持务实开放思维，注重在实践中调整路径，摒弃追求“唯一最优解”的排他思维，接纳多元可能性并理性适配，这与西方传统强调“唯一真理”形成鲜明对比。
问：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观念？
答：中国文化的力量，体现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中。儒家思想高度重视家庭伦理与教化育人，这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稳固基石。以此为思想根基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构建起以才能为核心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当代中国的高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一重人才、重选拔的传统，确保了社会的活力与公平。
“士人精神”在当今社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以苏轼为例，他虽仕途坎坷，却始终坚守文化担当与家国情怀，这种重修养、担大义的君子精神，代表了一种负责任的精英意识——不局限于个人得失，而是承担面向社会的公共责任。这种精神广受中国社会尊重推崇，对树立当代社会的道德风尚与责任意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方面，中国智慧同样能够提供借鉴。历史上中国实现“三教合一”，让儒、释、道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找到共处之道，为处理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提供了极佳范本，也为全球对话交流合作提供更为开放的思维，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
“在多种可能性中探索、在坚守方向中保持灵活，是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您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所在？
答：在长期观察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我一度担心，中国会因模仿欧美而失去自身文化认同，但这并没有发生。中国没有抛弃自身历史文化根基，而是立足传统文化基因与社会结构，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借鉴西方经验，这是融入全球体系的必然过程。从传统文化视角看，中国一贯强调务实包容、因地制宜、知行合一，这种文明底色让其既不封闭排外，也不盲目模仿，而是在吸收借鉴外部经验的同时坚守自身主体性。
中国在生态治理、传统农业保护、水资源管理、乡村振兴等领域逐步形成本土化解决方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因地制宜等理念的当代体现。现代化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各国都应根据自身历史与现实条件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意义，在于在文明传承中实现现代化，在多样性中构建平衡开放的发展格局。这不仅是中国的成功，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启示。
问：为什么中国十分重视缩小贫富差距，始终坚持让发展尽可能地惠及全体人民？
答：这一追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历来重视统筹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于“公”与“私”关系的探讨长期存在。中国传统社会并非以孤立个体为唯一基本单元，而是强调个体、群体与整体的有机联结。现代社会中，单位、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部分社会责任，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同时，中国实行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单位或个人依法享有使用权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调控土地成本、维护发展公平，为保障民生、促进均衡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问：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否与长期规划能力密切相关？
答：中国的长期规划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方部分舆论曾对中长期规划持有不同看法，但实践证明，在特定发展阶段，科学的长期规划能够有效凝聚合力、推动发展。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于不僵化地执行长期规划，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持续完善优化，保持发展韧性。这种在实践中学习、在调整中前进的能力，让规划真正服务于发展。
重视长远、兼顾整体与动态调整的能力，同样具有深厚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着眼长远、统筹全局、务实应变，它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治理方式。在多种可能性中探索、在坚守方向中保持灵活，是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成果，是否也源于文化特质？
答：在中国走访，我真切感受到中国发展背后的内在动力。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产业发展与协同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社会强大的协同联结与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形成高效联动、充满活力的发展共同体，是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发展成就并非仅靠顶层推动，民间长期形成的自我组织与协同合作传统也很重要。
我最近刚刚访问了江苏常州，当地人说：“我们是曾经的‘吴’地人，我们过去就有先进的产品，今天同样可以保持领先。”这种历史文化认同以及对自身历史与产业优势的自信，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动力。依托这样的文化传统，区域生产协作网络不断完善升级，为中国国内市场保持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历史延续性与现实组织能力相结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特征与优势。
“中国在治理过程中展现出的制度弹性和适应能力，可供欧洲借鉴”
问：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您认为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繁荣，对中国和世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精神文明升华是现代化的内核之一，我们应凝聚共识与认同，以共同责任支撑发展，这也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工作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传统与精神文明积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层思想资源与价值根基，在传承与更新中维系社会和谐与凝聚力，为国家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对世界而言，中国“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全球生态治理、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中国在气候治理、水资源保护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以生态智慧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现代化提供可行路径。
问：您如何看待欧洲与中国的关系？
答：中国是欧洲的天然合作伙伴。从历史上看，欧洲与亚洲之间本就存在深厚联系，与中国的交往历史悠久。从地理上看，欧洲与中国同处欧亚大陆，不存在大洋阻隔，可通过陆路实现交流往来。如今，欧洲需要与中国保持更加稳固的联系，构建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与人文交流网络。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跨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欧洲不应做旁观者，而应积极与这一倡议对接。
问：您认为中欧两大文明可以在哪些方面互学互鉴？
答：有学者指出，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型国家”。对体量巨大、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如何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是长期面临的核心问题。中国在治理过程中展现出的制度弹性和适应能力，可供欧洲借鉴。
从思想史角度看，欧洲思想界早有向中国学习的传统。莱布尼茨、罗素等思想家都曾提出，欧洲应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和有益经验。我研究中国近60年，始终认为欧中文明互学互鉴具有历史基础，应加强沟通与合作。
当前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环境压力等共同挑战，各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必须以合作应对难题，通过对话化解分歧、防范冲突，这需要不同国家与文明加深相互理解。曾在全球建立广泛影响的欧洲，今天需要在这一历史基础上构建新框架，主动“向东看”，加强与东亚地区，尤其是与中国的交流合作如何筛选正规配资入口，共同探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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