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前总理：当下中东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并不可靠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2026年度“明德战略对话”中外高端对话栏目继续展开。人大重阳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围绕“全球南方视角下的现代化路径”主题进行线上对话。现将部分对话实录分享如下，全部内容将收录于《奇迹·世界名人看深圳》一书中，敬请关注。

王文（左）与沙拉夫（右）展开对话

中东冲突的本质是全球治理缺失的结果

王文：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与战争。当前，这场冲突在临近埃及的中东地区构成了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从您的视角来看，应如何看待这些冲突的爆发及其后果？

沙拉夫：坦率地说，我对这场战争的爆发并不感到惊讶。我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确实缺乏适当的全球治理机制来防止此类干涉。无论如何，它加剧了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对本地区乃至我的国家都构成了严重困扰。

我相信，这些问题也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例如，苏伊士运河的运营受到严重冲击，其收入大幅减少。与此同时，能源资源价格剧烈波动，导致许多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和财政压力。因此，这绝非仅是两个国家间的问题，其影响已波及全世界。

为应对这些挑战，本地区国家需要展现合作精神与领导力，以“一个声音”来行动，以避免此类危机。中东地区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燃料能源、关键水道（如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本应形成统一立场的我们，目前却有所欠缺。在这场战争中，各方皆受影响，但未能发出协调一致的声音。

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为平衡的外交政策，与不同的全球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与中国及东方国家关系良好，但同时仍需探索如何加强本地区与西方的关系。我特别想指出，也许在当前时期，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并不可靠。

全球南方正进入自主发展新模式探索期

王文：您是否认为，全球南方国家正在进入一个探索新发展模式的新时代？如果是，其核心特点可能是什么？

沙拉夫：全球南方拥有世界80%至85%的人口。实际上，他们长期被全球北方所主导，其资源被滥用和误用。因此，现在是全球南方争取自身权利的时候了。我相信，当前发生的一切正促使每个人思考未来的前进道路。

就全球化而言，我记得2016年在厦门与中国的一位领导人讨论时曾表示，是时候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全球化了。因为现有的全球化主要关注互联互通和经济层面，而我们生活的政治环境却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当前的全球化需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南方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2025年9月6日，媒体记者在“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开幕式现场采访。新华社发

我相信，全球南方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将呈现以下核心特点：更多样化、更具韧性的经济模式；政府在推动变革中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更多地利用技术；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对全球化采取更具选择性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全球南方有权拥有或影响那种能够平衡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全球化。

在东方有一个杰出的榜样，那就是中国

王文：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向东看”，它们加强了与中国、印度、东盟的关系，特别是在数字化转型和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您如何看待“向东看”合作的未来？这种务实的“向东看”趋势，是否会塑造一种新的区域协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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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夫：对我而言，“向东看”是一种自然趋势。作为中东人，我们在文化与文明层面彼此非常接近。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极大地鼓舞了全球南方，许多国家希望借鉴那样的模式。

我相信，“向东看”本质上是寻求公平的发展环境、公平的成就环境。总体而言，这种新的合作模式更注重实际利益，而非受超级大国或其他外部因素主导，它的核心关切是发展与增长。对全球南方而言，与东方建立更和平、更紧密的关系是一个福音。我们在东方有一个杰出的榜样，那就是中国。

图为2025年3月25日，在马达加斯加马希齐镇，中国农业专家向当地稻农介绍水稻生长情况。新华社发

中国的成功将给予全球南方更大信心

王文：到2035年，中国预计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里程碑，也可能标志着一条非西方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得到了系统性验证。在您看来，这一过程的成功将为世界带来哪些重要的洞见与经验？

沙拉夫：中国的发展方法侧重于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创新和长期规划。这与通常强调民主、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西方模式不同，或者说截然不同。中国侧重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而非以资本为中心。这是西方模式与东方（中国）模式的一个主要区别。

中国并不宣称只有一种正确的发展道路，而是支持每个国家都应探索适合自身的道路。我想强调，与中国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不强加其制度。中国正在帮助包括我的国家埃及在内的各国，深入挖掘自身潜力，提出适应特定国情的发展体系。这有助于长期规划，并建立更强大的制度体系。

中国在分享其经验时，引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首先是减贫，这是中国成功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于2005年首次访问中国，第二次是2014年，从那时至今我已访华约50次。我亲眼目睹了基础设施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扮演了多么关键的角色。因此，这也是中国可以在我的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的另一个重要领域。